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社会工作

但是，两个与本地化有关的重要议题仍没有解答清楚。第一个议题是：社会工作者是否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求有本地特色的解决方法来处理本地出现的问题。也即指社会介人是应立于相关的社会文化原则基础上，还是不管现实情况，照搬西方的先进社会工作模式。第二个议题是：面对社会工作及教育模式本地化和相对而言的国际化两种观念之间出现的不相协调的现象，该怎样处置？怎样才能同时容纳并促进这两种观宏和实践的发展和进一步融合呢？这种争议的焦点看来是：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对欧洲的或北美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及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效用性一直存在的怀疑。MIDGLEY（1981年）甚至认为对于单个的有问题的个人或家庭进行处理的社会个案工作实践方式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实践，认为，它只不过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产物。这场讨论的答案看来只有通过社会工作者和一些机构的实践，在专业本身范围里才能找到，但直到政府以及教育部门达成了有关的决策（或者说妥协），有关社会工作本地化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四、社会工作面临的挑战 在这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虽然经济的高速增长非常有利于调动可支配的收人应付社会福利开支，但它们仍然面临着一些严重的社会隐患，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挑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大部分社会福利计划，只是经济和社会两部门的政策制订者之间偶然为某一些共同目的而进行的相互合作或相互冲突的结果。经济制度的制定及基本的经济决策，仍是政府工作的重心，占据着支配地位，而有关社会工作的目标和政策的决策方案计划仍只是处于一种相当次要的角色地位。因此，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和社会分配一定程度的公平，仍是对政府工作的一个主要挑战。 四个国家或地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虽然比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要小，但台湾和韩国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这种差距似乎越拉越大了。这将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结果。虽然韩国过去的二十年里，居民住房及其他生活水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婴儿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健康医疗护理昂贵并经常只能满足部分的需求。很显然，还有广泛的社会问题期待韩国政府提上议事日程。 发展新的社会福利计划项目，也只能依据经济增长的成果而分配给社会福利部门的资金多少而定。但是，除此之外，在制订社会福利政策方面，以儒家为中心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文化观念仍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举例来说，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家庭是维系个人的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的联系纽带是长期的，所有的个人都被要求维护家庭这个社会单位的利益，并由此而上升到维护国家的利益，从而忽略了他们个人的自身的利益。这种与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缠结在一起的观念，一般说来有利于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先将社会福利事业需求暂时搁置一边，留待以后处理，而集中精力努力发展经济，以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目标。 然而，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现在开始感觉到了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于追求工业化而付出生态失衡的巨大代价以及城市拥挤不堪的指责。这四个国家或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和地区，虽然开始实施环境保护政策，并产生了实效，但工业化的负面后果仍继续损害公众的健康和降低生命的活力。例如：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主要致死的疾病是癌症以及一些血液循环系统的疾病。由这些病造成死亡的情况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类似。同样，工业污染的问题变得严重了，除了新加坡之外，其他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造成了环境恶化的后果，包括渔场毁灭，饮用水受到污染，滥用农药和化肥，土地受到严重污染，城市地带光化学烟雾加剧等。 家庭结构及家庭生活的变化也对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例如：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这意味着将来挣工资的更少，而需要有工作的人支撑的退休人员的数量大量增加。另外，参加工作的妇女数量在不断增长、离婚率不断上升，这就使得在将来非常有必要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服务，以照顾护理儿童和老人。尽管在将来指望家庭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前景不是很好，但没有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家庭福利项目对一些需扶持资助的贫困者提供专门救援。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里，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范围已扩大到诸如在亲属和朋友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冷漠，在个人处理一些杜会问题时，除了从社会工作专业部门得到建议和帮助，就不能指望从别的地方得到帮助。然而，一份对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现存社会政策的调查报告显示：仍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特别针对处理现在单个家庭的社会传统习俗已发生改变的状况来发展一项社会福利计划。 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迅速改变，从而为社会工作职业化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机会。长久以来，虽然这些地区的社会慈善机构在不断变化发展，但社会工作仍被排除在作为一种职业的地位之外。在过去的30年里，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取得了非凡增长，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的发展在将来会衰弱下去。 但受过专业教育培训的社会工作人员的数量仍是比较少的。与此相对应，要求提供各种社会福利服务的需求却随着对社会全面发展的关注而迅速增长。为跟上这种社会发展趋向，社会工作行业可能不得不重新定义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使他们不仅成为提供服务的人员，而且还成为各类事务服务的灵活的代理人（经纪人）。在这点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部门必须考虑怎样充分利用社会工作、发挥社会工作的效能。社会工作者所起的效果也表明，必须区别对待社会工作人员，使他们充分发挥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完成工作任 务。根据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提出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基本目标，应当关注在重新解释定义社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特别问题。不过，以前从来也就没有很好地给社会工作下过定义，似乎社会工作是正处于一种社会变迁中的产物，没办法很确切地定义它，与此同时，很清楚，在下一个十年的制度转变时期，将会给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者的重新定义提供一个特殊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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