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社会工作及其运行机制

2.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和财政资助是香港社会福利服务工作得以不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政府的巨额财政支持和投入,香港的社会工作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发展。但是香港地方政府并不直接包办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和服务,在香港开展各项社会服务的主体是各类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香港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隶属于社会福利署的专业机构,另一类是非政府的社会工作机构,其中非政府机构约占总数的3 4以上。1998年受政府财政资助的非政府机构为182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福利署编,1999),下属服务单位2872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福利署编,1998:98),承担着香港80%左右的社会服务工作,有些社会服务项目,如家务助理服务队等则完全由非政府机构承办,非政府机构是香港社会工作的主体力量。 非政府社会工作机构是依法建立的独立法人组织,机构规模有大有小,下属的服务单位一般都以某一专业服务为方向,如青少年服务、老年服务、家庭儿童服务等。许多社会工作机构都具有宗教团体的背景,宗教慈善组织是香港非政府社会工作机构的主要源头之一。非政府机构根据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服务要求,确定自己的社会服务目标和项目,有自己的组织章程和管理机构,按照规定的社会工作者的要求,自主招募工作人员,在政府的资助下开展各项社会福利服务,并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同时,非政府的社会工作机构也对政府的社会政策提出建议和批评,参与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服务计划的制定,监督政府的社会福利工作。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是非政府服务机构的协调组织,在制定社会政策和发展社会服务方面,负责协调社会工作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1999年在香港各类非政府社会工作机构从业的工作人员有22300多人,其中专业社会工作者4200多人(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福利署编,1999),全为接受过社会工作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注册的社会工作者在机构中一般担任专业和管理工作,有一套规范的职级评定和晋升制度,工薪待遇大体与公务员相当,高于同等资历的一般从业人员。社会工作者在香港是普遍受人尊敬的一个职业群体,目前2万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约为35岁,其中约2 3为女性。绝大多数的社会工作者都十分敬业,他们深入社区,到最困难的人群中去,为民众排忧解难。他们把为服务对象“提供优质的社会福利服务,以助他们面对人生各种挑战”作为自己的使命,把“忠诚投入,坚毅不屈,不断增进知识,磨练技巧,力求尽善尽美”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关怀与分享》,1998:8)。香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福利服务社会化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建立起了一个发达的专业化的非政府社会工作机构体系和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这是香港社会福利社会化的主要基石。 在香港的社会服务体系中,除了政府和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以外,由广大社会公众参加的“义务工作者”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从事社会服务的义务工作者被称为“义工”,香港有“义务工作者”登记制度,凡愿意从事义务社会服务工作的都可以到社会工作机构登记成为“义务工作者”,由社会工作机构协调安排他们从事各类社会服务,如社区老人和残疾人照顾、青少年学习和心理辅导、各类活动中心的服务工作、大型福利活动的现场服务和后勤工作、实施各种“爱心行动”计划、从事社会福利募捐和开展福利事业宣传等。目前,全港登记的“义务工作者”有几十万人,没有登记而参加义务社会服务的也大有人在,在香港做“义工”的男女老少各阶层人士都有,已经蔚然成风。有的企业为了培养员工的团队和奉献精神,专门拨出一定的工作时间,让员工去从事义务社会服务。香港的大中小学都要求学生做“义工”,“义工”的服务记录要作为学生的品德评定和升学的依据之一。香港的“义工”服务与政府、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工作相结合,使香港的社会福利服务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有效地扩大了社会服务的覆盖面,提高了社会服务的质量。同时,如此广泛的“义工”活动对于培养香港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公德意识、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有着独特的积极作用,有利于香港社会的进步和净化社会风气。 香港社会工作运行机制启示 香港社会工作的管理和服务体制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有自身的矛盾和问题,但在总体上是有效和成功的。对于正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的内地而言,面对转型期诸多的社会问题,香港实现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选择和行之有效的社会工作管理及服务体制有着多方面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第一,建立专业化的现代社会服务体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要求。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会大量增加,并且呈现出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中下层的社会弱势群体,面临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增大,社会分化加剧,人们在面对社会转型的各种困惑和矛盾时,除了需要个人努力外还需要社会的帮助,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需求会相应地大幅增加,这种服务和保障需求的内容与以往相比也会出现许多新的变化,不仅出现在经济和物质层面,而且出现在精神和社会关系层面。在认知的改进、心理的疏导、社会关系的调节,以至潜能的开发等方面获得社会帮助,无论是经济帮助还是物质帮助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这种社会服务需求的变化,大大拓展了社会福利服务的内涵,使现代意义的社会福利事业成为向人们提供各种物质和精神帮助,能够渗透到家庭和个人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事业。如香港专业社会工作所开展的各项服务,社会福利已是一个包括丰富的物质和精神内涵的概念。这种广义的社会福利服务为各个阶层的社会成员所需要,如老人的赡养、子女的教育、家庭关系的调整等等,都需要有一种更高层次的专业化的社会服务,以利于缓解压力、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和家庭矛盾。这种社会服务需求正是现代社会工作专业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根源,当经济起飞和开始现代化时,社会政策的目标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必须摆脱传统社会观念和机制的束缚,实现现代化。香港50-60年代执行救济型的社会福利政策,是香港当时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产物。从70年代起香港大力推行社会工作专业化,把前期的救济型福利转变为综合型社会服务,这是香港社会作出的正确的历史性选择,正如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所总结的:“由最初偏重于救急扶贫的工作,发展至逐渐引进专业社工,全面提供安老护幼服务,以及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各方面的照顾,包括各种预防性、发展性、支援性及补救性的服务”(《关怀与分享》,1998:3),这是香港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可以说没有70年代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服务事业的及时转轨,其后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繁荣是难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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