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社会工作者除了提供社会援助救济金给这些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外,还能帮他们什么呢?迄今为止,他们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希望在社会福利机关、劳动部门以及社会福利安全保障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开创形式更好的合作,以图解决问题。有时候这些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的代表与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聚拢来一起商讨怎样解决问题。有时候这些部门之间合作为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开办一些寻找工作者小组或其他种类的计划。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这类计划没有解决为这些人开创更多的工作机会的问题。因此,社会工作者必须使政府部门更清楚地意识到失业问题对他们的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的伤害性影响。这不是一种口头上支持代表个体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利益的问题,而是要用文件形式来证实这种情况,做出法定性的明文条目来保障这些人的利益。特别是保障那些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年轻人的利益。
2.社会工作重大问题
现在,有两个主要的问题影响了瑞典社会工作的发展。一个是提供各种社会福利的资源日益减少,一个是社会福利工作组织机构的变革。在过去的整个十年里,公共部门的预算连续削减。在社会福利领域,削减预算给社会福利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带来重大打击,而巨大的社会保险体系只受到轻微的影响。像儿童补贴及双亲保险这样一些计划项目甚至有所扩张和改进。
在这些年里,社会福利系统经过连续整顿以使其更有效率,讨论了许多不同的解决上述两个重大问题的方案办法。保守党和自由党则为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服务私有化一直争论不休,而社会民主党赞同在公共机构系统进行变革。因为直到1991年,社会民主党都还在台上执掌国家大权,所以社会福利体系大多还是公共国有的,但带有市场机制的福利机构数量已有了一些增长。
在医疗服务体系里引人市场机制的情况特别明显。在这个部门已经开始了权力下放。医院部门及基础性保健护理单位都已自负盈亏。同时,在医疗服务体系里引人了一种“买卖” 机制。这种机制意味着部门之间需要为对方提供服务时,得通过购买途径获得,但是用的却是政府资金。一些医院的社会工作部门也被囊括进了这种运营机制之内。这样做的一个结条就是社会工作者可能不得不登广告宣传他们所提供的社会服务项目,雇佣自己部门的员工,支付自己部门的开支。虽然政府不允许这些机构获取利润,但盈余额可以用来为职员支付受教育培训的费用,或是用来进一步降低社会工作服务的价格。
在当前的经济情况下,对地方社会福利服务部门的社会工作者的业绩进行评估,是值得鼓励开展的一件工作。在许多社区引人了微机系统,用来进行后续工作研究及各种评估。权力下放以及融合各个不同的市政机关和团体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意味着社会福利服务事业体系正被分割成各种小型部门机构,并同其他社会福利机关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小型部门大多只有少数几个社会工作者或是仅有一个社会工作者负责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权力下放和融合可能会导致削弱社会工作职业功能以及丧失社会工作所具有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
五、未来发展方向
瑞典政府正处在一种转变中。社会民主党在得到多年的对其执政的强大的政治性支持后,在1991年,终被保守党——自由党联合组阁的政府所取代。这种变革除反映了选民中存在一种保守主义的倾向外,还反映了民众对于宗教价值观念的取向日益增长,并还反映了一些投票人的民意倾向。因为社会正变得如此日新月异,所以我们很难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不过至少可以料定,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社会政策将受到更多的限制,发放社会救济金也将不会那么慷慨大方。同时还有更多的经过个人经济状况调查的社会救济提供给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群体——公共社会福利服务事业体系的传统服务对象,这样做将会给那些服务对象添上一种可耻性的心理骆印。
社会服务体系的私有化无疑是新政府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是,私有化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其实施方式。最终,变革的结果可能导致人们无法平等得到社会服务,从而整体上促使社会不平等现象更为严重。同时,在未来社会里,大部分的弱势群体可能不得不自己承受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果瑞典加人了欧洲共同体市场,就像在未来几年里将预期发生的情况那样,瑞典会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那样承受一种较高水平的失业。此外,因为大部分欧洲国家对酒类征税比瑞典更低,所以令人担心的是瑞典对于酒精类饮料的征税政策调整到欧共体的标准的做法,将会导致酒精类饮料消费量较大幅度的上升,并因此而造成更多的酒精中毒患者。
在经济繁荣期间规划设计的社会福利服务事业法案,却到了经济问题正变得日益严重的时候来实行。在它开始实施的阶段,要真正做到法案所表述的程度看来是愈来愈困难。因此,创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修订这个法案。
法案将会发生怎样的修改还不确定,但新的法案肯定将更不那么慷慨大方。经过讨论的两个重大问题中,对于市政当局来说,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获得社会援助的“权利” 问题将不再是一个急迫解决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地方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将面临怎样改组。全国健康与福利委员会所发布的一份最近的报告就个人与家庭照顾护理服务项目的目前形式的合理性提出了质询。已经过讨论磋商的一些解决方案就是把全部或部分社会援助计划项目移交给地方社会保险机构承办,把其他的一些政府的社会工作责任一一如咨询指导,社会帮助以及信息供给等业务移交给社会福利事业体系以外的机构去处理。
这些措施的实施,同大幅度削减预算开支的组织结构上的变革一道,将导致社会工作福利服务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范围及种类的缩减。在此难以—一述及这类问题,并评价其结果。我们也无法预测政府将保留什么社会控制功能。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瑞典社会工作不久将面临最重大的考验。
(参考Hans Beglindulla Pettersson有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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