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社工不发达也没关系

　　在戒毒所实习时，我的很多服务对象都会和我分享他们的内心世界，让我觉得自己得到了成长。有个服务对象戒了二十多年都戒不掉。被家里人逼迫来戒毒中心，根本不想戒，还拿着玻璃放在脖子上要自杀。我就去尝试着跟他聊，没想到他跟我说了很多故事，由于他自己注射海洛因时间太长了，手臂和小腿的血管都硬化了，膝盖以下全部是黑色的，根本注射不进去。他后来只能在腹股沟或者颈部注射。他告诉我，有一次自己打颈部的时候不小心，扎到了颈动脉，结果血一下子就像喷泉一样喷出来，直接冲到了天花板上，当时送到医院抢救了8个小时，才“从死神门口走回来”。后来，和这些吸毒人员接触的时间长了，再加上我自己长得也比较干瘦，也很像是吸过毒的。很多朋友见了我就喜欢开玩笑地问：“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在工作的时候我不喜欢穿白大褂，因为希望与服务对象心理的距离更近些，他们向我讲述的故事总是让我有很多的想法，触动很大。因此我希望毕业后接着在那里工作，为此还做了父母一年的思想工作。他们希望我去做公务员，能有稳定的环境。做社工帮人的工作只能是业余做，不能当作主业。但我始终很坚持，跟他们讲了我的一些思考，他们也慢慢地同意了我的选择。 　　当时我们班的34个同学，只有五个做社工。其他29个人全部都转行了，成了企业职员、公务员或者媒体、销售人员。那个时候社工对口的就业比较困难，还没有专业社工机构的需求，或者待遇太低，只有1000多元，只是作为辅助人员，并不是正式职位，社会认同度很低。很多人觉得社工似乎就是“义工”，就是做好事。招人的岗位基本上都把我们当成是打杂的，是“万金油”，但其实我们不是万金油，也不想做万金油，所以大多数人只能转行。 　　对专业的认同支撑我做下去 　　读书的时候罗老师就对我们说，做社工是永远不会发达，不会发财的，毕业时我们才知道是真的不会“发达”，但不会发达不要紧，自己对专业的认同可以支撑着我们做下去，但我们也要吃饭，社会认可度低，其实对这个行业的打击是比较大的。 　　在戒毒中心正式工作时，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个吸毒的病人经常散布一些倒卖毒品的消息，影响别的戒毒者的正常治疗，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和他接触，告诉他不要妨碍别人进行治疗，他对我有些怀恨在心。一天晚上是戒毒中心组织的游园晚会，那个吸毒病人用了一张假造的一等奖的兑奖券，让我把一等奖的奖品给他。被我拒绝后他伸手就给了我一巴掌，然后还反咬一口地大喊：“医生干什么打人！”我当时很气愤，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大的投入还会遭到这样的回报。但当时很多病人都冲上来把捣乱的那个人拉开，还不停地安慰我说：“廖医生你没事吧。”短短的几秒钟，我从震惊、气愤迅即转为莫大的感动。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做这一行是多么不容易。但我也明白了，从事社会工作，不是你所做的工作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 　　让受伤的孩子顺利“回归社会” 　　第二件事是一个喝联邦止咳露的青少年阿斌，他年龄很小，当时才十六七岁，还经常使用K粉。他喝联邦止咳露的量开始一瓶两瓶，后来差不多要喝一公升。不喝的时候就很“抓狂”。特别喜欢听刮划玻璃的刺激性的声音。甚至觉得拿着刀去砍人“很威”。父母把他关在一间空房子里，他居然把拖鞋上的小铁片拆下来磨锋利，放在动脉上威胁父母。 　　那天我们一直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也推迟下班了。随后又和他读名牌大学的姐姐、妹妹深入进行了沟通，知道了父母经常拿他与姐姐、妹妹对比，这对他的伤害比较深。从这方面着手，阿斌的心思慢慢地被我打开了。后来还带他去美术馆做志愿者，发挥了他的特长。这个孩子出院后，我去向他的父母了解，他果然没有再吸毒。 　　阿斌让我认识到，青少年问题很大原因是他的家庭问题，家庭结构上的变化，才是我们从事服务的最有效的介入点。与专业的心理医生相比，社工的重点是关注他们回归社会的环节，这比治疗更重要。 　　试水首批青少年社工服务站 　　我发现广州社工成长的土壤还是很好的，市民基础很好，对社会服务的需求量很大，NGO的组织也比较发达，又邻近香港，资源平台很好，想做些开创性的工作。于是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成立了启创社会工作发展协会，我自己担任会长。 　　去年9月，团市委调研了解海珠区的青少年有哪些方面的服务需求。当时我们就提出了“政府购买NGO（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服务”的框架，用招标的形式，政府监管服务效果是否达标。 今年，在对青少年家庭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在海珠区海幢街、赤岗街、华洲街同时建立了三个“青年地带”青少年事务社工服务站，也成了全国的试点，开始个案服务。三个站各有侧重，海幢街主要是做失业、待业和行为偏差青少年的工作，预防他们违法犯罪；赤岗街的社工目前是驻扎在赤岗中学和绿翠中学，为学生提供心理疏导和职业规划的服务；华洲街是围绕初中毕业的闲散青少年做工作，特别是给“二世祖”做工作。比如我接触的闲散青年不愿意就业的，其实很多并不是没岗位给他们，而是他们在人际关系把握方面有欠缺。有的人连进门要敲门都不懂，有的不会和同事打招呼，不能融入集体。我就帮助他们在这些细节方面进行调整，帮助他们去试工，走上新路。 　　我觉得目前广州的NGO组织需要一个良好制度环境，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特长，才能成长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再有一些政策性的引导，就可以缩小与香港的差距。目前社工专业的从业人员还太少，毕业生也比较少，专业指导机构几乎没有。据我所知，目前想做社会福利事业的市民是很多的，希望让民间社工组织凝聚更多有兴趣的人参与社会福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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