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的历史演进

第三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到60年代初　　 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与经济空前发展。然而都市化、工业化、高科技及社会变迁，导致富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反而加剧，战后军人的安置问题，黑人暴动，妇女争权、儿童教养、老年安置，等等，新生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形成互相冲突的矛盾。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国家纷纷宣布简称了“福利国家”，于是，一系列解决老人福利，劳工失业，军人服务和积极性救助等旨在全盘改进福利制度的“新探求”（New Research）社会政策相继颁布。这个政策的核心是开始强调以整个国家的福利、计划和综合性管理为解决手段。特别是联邦反贫穷计划提出由几个不同的管理机构者联手办理一些大的项目，这些计划的许多方面都涉及到社会工作专业，同时也强调福利计划在社区的发展和推进。　　 社会政策的改变带来了对于社会工作的大量的需求。政府的卫生机构、医疗机构和家庭，矫治机构和学校、社区开始引入团体工作者。在组成社区基金会、社区委员会的过程中，社区工作的方法正在发挥作用。因为单纯的个案工作方法难于应付广泛的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工作真正超越了此前由个案工作方法为主导的局面。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不仅在个案工作中，同时在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中也得到充分运用（廖荣利，1987）。反贫穷计划在福利服务实践层面提供给个案工作、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的联合契机。1955年，作为大联合标志的社会工作人员协会（NASW）成立。　　 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　　 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福利国家普遍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高度的经济增长使人们享受到有史以来最优厚的生活保障与福利服务，但同时也因福利经费的膨胀潜藏着新的福利危机。在美国，由于政府坚持越战，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关注的是生存环境及公民权利。　　 最早的针对危机的社会政策的调整，是1963年美国约翰逊时代所谓“大社会”运动的庞大计划提出的，它包括了教育、训练及提供就业机会等一系列协助穷人使之获得自立的社会福利服务政策。同时，政府开始削减福利经费、并强调资源使用的有效性，这与发展社会福利服务形成了矛盾。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的变化对于社会福利服务形成了冲击，因为受助者的问题已经从一般的物质需要转到对社会环境和基本权利等精神需要的层次，以往关于人的问题的成因的主流性解释 [1] 和强调个案治疗性的方法，已经不能令人信服（林万亿，1995）。　　 社会工作在自身发展上开始寻求对传统的社会工作方法的突破和选择新的理论立场。社会工作人员开始运用系统理论，提出整合观点，探讨将不同的方法结合到一起来解决问题的一体化新途径（杰克逊，Johnson，1998）。 [2] 　　 第五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到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开始，因石油危机的冲击，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滞胀时期。经济增长的急剧变化和不稳定，导致了社会问题的丛生。　 在社会政策的层面，由于福利国家理论受到普遍的质疑，在新经济政策影响下形成了新的“经济复兴计划”和社会福利政策。美国政府开始提倡“小政府”计划，以减少政府的直接服务，鼓励福利服务私营化。 公众意识形态开始提倡和号召“抑制欲望”、“限制所得”，人们也因此去考虑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关联，马克思的冲突理论在整个西方开始受到关注。而在文化价值和哲学思想上，又充满了对自助和互助传统伦理的“复古”情绪。在此冲击之下，促进了人对于人与社会自身的再度反思，形成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这又促使社会科学领域更多的边缘性和综合性学科的形成。　　 “社会工作的一些概念和理论体系在七十年代已经获得了发展完善”（约翰逊，Johnson，1998），但是受到多元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是以不同的理论支持来提出对社会工作的解释，如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的“生命模式”（Life Model）就是以行为科学和生态的观念作为专业助人的理论依据。同时，各种治疗性的社会工作方法，行为矫正取向（Behavior Modification）、任务为本取向（Task-centred Approach）以及家庭治疗（Family Therapy）、精要治疗（Brief Therapy）等等，将已有的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模式推向更专精的方向。另一方面，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也出现了激进社会工作取向和结构社会工作取向，对传统的社会工作的目标发起了背道而驰的挑战。　 总之，在这个动荡的年代，社会工作更注重从不同的学科、学派的理论中吸取营养，建立严密的理论论述和程序，向多元化、综合化同时又更为专精的方向发展。　 第六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起，整个世界的发展日趋全球化。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仅是多元，而且更是尖锐和复杂化。 社会政策发生的变化是出现多元福利模式。在欧美，福利政策的制定更强调政府与民间在福利提供方面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个人和家庭也要在福利资源上扮演一定的角色。这种福利主张导致的结果是，由政府直接提供的福利服务减少，而转向鼓励多种形式的民间承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即志愿服务和服务的私有化扩大。 社会工作的发展为顺应社会环境与社会政策的变化，必须作出响应并积极调整。面对福利资源的短缺与竞争，专业社会工作也开始接纳“管理主义”，如以“个案管理”、“紧缩管理”等工作取向来建立优质服务，适应社会发展和竞争的需要，保持自己承担社会福利服务的专业地位，这一取向实际上更加重视了技术化和程序化。同时，为获得社会认可，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注册制度普遍发展起来。　　 但在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带来了对于传统的、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的反思，社会工作者开始更为关注存在社会工作之中的文化差异，以重新思考社会工作者在承担“对人与社会服务”实践中的道德伦理角色（麦萍施，1995；曾乃明，1995）。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与地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些社会工作者正在修正百年来社会工作从事“社会治疗”的形象，更为务实地将社会工作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作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取向结合起来（米齐利，Midgley，1998），探索社会工作与国家制度的关系以及新的理论与实践方式。 访问量：40 版权：民政部民政干部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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